“整整六十年前，也就是1939年，钱锺书先生教我《大一英文》的时候，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外文系的学生。”许渊冲教授不无自豪地回忆起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就读的那一段日子。他说：“我最感幸运的是，在西南联大这所一流学府中遇见了20世纪中国文、理学科的两位大师：钱锺书和杨振宁。钱锺书先生对中西文化了解之深、涉猎之广，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，也是首屈一指的。”以下便是沉冰与许渊冲教授之间的问答录。 摘自《不一样的记忆——与钱锺书在一起》，沉冰主编，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。
沉冰： 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“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”之论，杨绛先生、李赋宁先生等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。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，您怎么看待这句活？
许渊冲： 钱锺书先生读中文书、外文书数量之多，冠绝一时，我的朋友、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“眼高手高，只说人家坏话、不说好话”。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，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、有道理的：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梁实秋合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，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；吴宓属于古板脑筋，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，但对现代文学（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）根本不了解；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，学的是美国英文，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。
沉冰： 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，都讲些什么？
许渊冲： 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，不说汉语；他用一口牛津英语，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。不过，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。总而言之，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，有些高不可攀。
沉冰： 难道钱先生就没有讲错的时候吗？
许渊冲： 偶尔也有。比如有一次，他给我们讲爱伦·坡的作品《一个凶手的自白》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“Mymindtodosth”。某位同学问：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？钱先生答：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（be），原句本应作：“Mymindwastodosth”。后来我们一查原书，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，原句是“Imademymindtodosth”。当然，钱先生的解释也通，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。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·坡的作品，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。
沉冰： 听说钱锺书先生在联大外文系过得并不是很愉快？
许渊冲： 当时《大一英文》分3个组，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，B组的钱锺书注重英国英文，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。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，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，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。陈福田和叶公超都有排斥钱先生的思想，所以，钱先生在联大只教了一年（1939年），后来就去湖南了。
沉冰： 钱先生离开联大之后，您与他还有联系吗？
许渊冲： 有一些间接联系，因为他去湖南不久之后又去了上海，在震旦、光华、暨南等大学教书，我在那些地方都有些熟人，偶尔听他们谈到钱先生，道听途说吧。钱先生在暨大教书时，许国璋也在。当时吴宓先生想编一部字典，请钱先生编辑“新增字”部分，钱先生没有答应。吴先生又邀许国璋参与其事，钱先生对吴说许国璋不行；后来许国璋请吴先生吃饭，吴先生还是让许国璋参与字典编纂工作了。由此可见吴先生与钱先生两师弟之间的不同：吴先生是古典派，讲人情；钱先生注重“真”，不行就不行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。其实，钱先生还是很喜欢许国璋这个学生的，因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，钱先生曾说：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。
沉冰： 您再次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？
许渊冲： 不是1950年，就是1951年。我去吴达元先生家拜年，遇见钱先生夫妇，他那时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吴达元先生和钱先生夫妇在讲林徽音家的猫发情，和钱先生家的猫打架的事情。
沉冰： 这件趣事在杨绛先生的《写〈围城〉的钱锺书》一文中也有记载。
许渊冲： 在清华教书时，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，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爱（雨石）。
沉冰：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。
许渊冲： 黄雨石先生如今还健在，住在清华大学，也有80多岁了吧？他是湖北人，1943年至1946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。
沉冰： 解放以后，您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有哪些？
许渊冲： 那主要是围绕着翻译的一些事情了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的英译本由钱先生定稿，金岳霖负责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等篇目的翻译，钱先生负责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等篇目的翻译。当时王佐良也参加了《毛泽东选集》英译的工作，他说钱先生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，也不怎么显得出众。恰好我有个表弟也参加了《毛泽东选集》英译的工作，他从小在英国生长，名叫熊德威，他说钱先生很谦虚。这表明钱先生有时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。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比钱先生低3班的索天章，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，他告诉我：他曾有个问题请教钱先生，钱先生并不是当场回答，而是回去查了一下书籍以后再回答他的。
沉冰： 钱锺书先生似乎也参与过《毛主席诗词》英译的工作。
许渊冲： “文革”期间，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号称是毛泽东诗词的作品，我就写信问钱先生：那些诗词是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？钱先生说：不是。“文革”末期，大概是1976年，毛主席的《鸟儿问答》被译成了英文，译文没有押韵，有人说这是钱先生翻的，我又写信给钱先生，请教他：是否押韵更好？钱先生回信说：他只是“奉命定稿”，“并非草创之人”。
沉冰： 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您和钱先生的交往应该多一些了吧？
许渊冲： “文革”之后，李赋宁先生邀我去北京大学英语系任客座教授。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，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。钱先生说：我在社科院不管事；况且，你到这儿来，肯定有人不愿意；你一来，对他们是个威胁，他们会“退避三舍”；你的“价值”比他们高，但“价格”没有他们高。
沉冰： 钱锺书先生说您“价值”高，一定很欣赏您在翻译方面的才华。
许渊冲： 钱先生评价我的英译《李白诗选》，说：太白“与君苟并世，必莫逆于心耳。”他又说我的《翻译的艺术》专著和《唐诗三百首》英译：“二书如羽翼之相辅，星月之交辉，足徵非知者不能行，非行者不能知。”不过在翻译理论方面，我和钱先生有分歧，这种分歧是真与美的分歧。诗代表美，翻译代表真，所以译诗不是“得罪”美，就是“得罪”真，钱先生是两害相权择其轻，他选择了真；而我则选择了美。我和他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信件都发表过，钱先生不赞成我的做法，他怪我“你把我的信示众了！”
|
